在中国寻找人类祖先

古人类学中支持夏娃假说的叫“替代说”或“出自非洲”说，因为其学说的核心是由非洲走出来的现代人祖先替代了亚欧大陆的原住民。与其针锋相对的还有另一种假说叫“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假说”，这是1984年由中国的吴新智、美国的沃尔波夫和澳大利亚的桑恩联名提出来的。这个假说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主张东亚的现代人是由当地的化石人类起源的。

除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发现的许多人类化石填补了北京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历史空缺外，从70年代以来，又在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不少新的、有的还保存颇好的人类化石，如贵州桐梓、山西许家窑、陕西大荔、辽宁金牛山、安徽巢县的早期智人化石，安徽和县、湖北陨县、南京汤山的直立人化石以及更多的晚期智人化石，都为加强中国的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祖裔关系增添了新的实物证据，增强了中国现代人来源于中国直立人假说的说服力。

通过对近20余年发现的新标本的考察，科学家们发现不少的中国直立人的特征在中国智人化石中也能找到。举例来说，直立人所有的粗厚的眉脊，在大荔、金牛山和马坝的早期智人头骨也能见到；大荔和许家窑早期智人头骨骨壁不比北京直立人薄；此外，中国直立人的另一些特征继续存在于中国早期智人，只是相对弱些，到了晚期智人那里则变得更弱，这正好反映中国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之间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中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逐渐过渡还表现于他们的形态特征组合的镶嵌现象，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年代在距今20～30万年左右的和县头骨，正好处于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时期，它的形态特征也是以直立人为主附带着不少所谓智人的特征。两类特征镶嵌的共存于一个头骨，明显地体现了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过渡状态。由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在形态上没有一条分明的分界线，1993年美国的沃尔波夫等人甚至提出了将直立人归并入智人中的看法。

北京直立人和由此以后的古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共同特征。不同特征的进化速率不同加之其它因素，又导致中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产生了特征镶嵌的现象。这两点成了中国直立人向智人发展的有力证明。

在60年代，中国还发现了大约11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公王岭的直立人头骨和大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的直立人牙齿，虽然化石材料不多，但中国古人类的一些特征仍然在这些标本上有所体现。古人类学家由此认为，就现有证据而言，将中国人的来源由北京直立人再向前追溯一百余万年到元谋直立人很可能是合理的。但由此再向前追溯，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可信的化石证据。比元谋直立人早的人类化石，除了爪哇的个别地点的化石材料可能达到180万年外，迄今全部发现于非洲。

最早的人类由古猿演变而来。过去长期以来，古人类学界以能否制造工具作为区分人和猿的标志。但是自从60年代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后，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猿分类标志的认识，现在科学家将经常性直立行走作为人类从猿类中分离出来的标志。

根据已有的证据而言，最早能直立行走的人类化石，是1994年宣布的在埃塞俄比亚阿拉米斯发现的地猿，有440万年的历史。此外1995年，在肯尼亚还发现了距今420万～390万年的南方古猿。现已发现的距今400万～200万年之间的人类化石全都发现于非洲，而且数量不少。亚洲和欧洲已发现的人类化石还没有早于180万年前的，美洲和澳洲就更要晚得多。由于这些资料的存在，绝大多数学者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最早人类的起源地在非洲，在大约200万年前人类才从非洲进入欧亚大陆。

然而，从60年代起，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揭示，在生物进化中人猿分道扬镳的时间大约在距今900万～500万年之间。如果这种间接的推论以及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在非洲900万～400万年前的地层中应该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人类化石。但是迄今为止，从非洲这一时段的地层中只发现很少几件颌骨和牙齿化石可能属于人科。因此，要使非洲作为人类摇篮的假说更有说服力，还需要更丰富的早期人科化石证据。

中国科学院的吴新智研究员认为，中国在发现900万～200万年前人科化石的潜在可能性是不小的。这一时段的地层在中国颇有分布，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包括古猿的化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的禄丰和元谋。禄丰发现过大量8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80年代后期以来，在云南元谋4个地点也发现了古猿化石，年代大约距今四五百万年。适于古猿生存的环境对人类一般也适宜，既然在这些地层中发现了古猿，也可能会发现人类化石。